庆年坊17号中共地下交通站旧址。

　　位于信河街的庆年坊是一条有千年历史的古巷。据说，南宋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的蔡幼学晚年曾经定居在庆年坊。因为他平生坚力为百姓办公益事，为纪念蔡公贤举，百姓将他定居之处取名为“庆贤坊”。后来，为喜庆丰年，又改称“庆年坊”。

　　庆年坊巷内没有一间店铺，家家户户门前种花栽树，是一条清清幽幽的小巷。

　　在白色恐怖年代，庆年坊17号曾经是中共温州地下秘密交通站。

　　这是一座两层三间砖木结构的楼房，房主姓李。中共地下组织党员黄世寅和他的父母兄妹曾租住在这里。

　　当年，因为参加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革命青年黄世寅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并列入黑名单。在党的指引下，1947年初春，黄世寅结束了在瓯海中学的求学经历，上山参加了浙南游击队。不久，中共浙南特委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和中共温州城区区委书记冯增荣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遣他担任地下交通员，马上返回温州城区，在庆年坊17号他的家里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当时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和支援浙南蓬勃开展的游击战争，也为了营救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大批在革命斗争中暴露身份的学运骨干和知识青年，组织了一条地下秘密通道，帮助这些处境危险的革命者撤退，秘密护送他们转移到浙南游击区。

　　这条上海—温州城区—浙南革命游击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中心纽带，便是庆年坊17号地下交通站。黄世寅先生的父母、妹妹、哥哥也都投入这项接待、安置、护送从敌占区撤退下来的革命同志安全转移到浙南红色根据地的工作。

　　带着神圣的使命，黄世寅在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浙南游击队老交通员潘岩柱的带领下，出了山，回到自己庆年坊17号的家中。岩柱同志就成为黄世寅与游击队联络的单线接头人。

　　在中共浙南特委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和中共温州城区区委书记冯增荣的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下，黄世寅与另一位叫陈田畴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接待、安置、护送大城市撤离下来的革命同志。

　　陈田畴的公开身份是温州增爵小学教员，其父亲叫陈一民，原来是永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田畴家在张府基，有一座建筑精致的洋房，在陈田畴的安排下，那里也成了南下温州革命者的落脚点。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县党部书记长的别墅里，有共产党在秘密活动，更想不到国民党书记长的少爷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员。

　　1947年秋天，黄世寅和陈田畴开始执行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这项神圣的使命。

　　黄世寅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温州建国商校（温七中前身）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与上海的秘密联络暗号是“棉花棉纱”，上海地下交通站发来“棉花棉纱”电报，就表示有同志要疏散过来了。电报也不能发到庆年坊，为遮人耳目都发到张府基陈一民的别墅。当时，温州与上海之间，做棉花棉纱生意的人很多，这种电报从上海来不会引起怀疑。

　　交通站一成立，转移革命干部的任务接踵而至，浙南游击根据地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黑暗中苦斗的革命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日夜盼望到游击队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四面八方的革命青年陆续沿着这条地下通道进入浙南游击队，他们是坐从上海起航的“穿山轮”来到温州的。

　　据后来统计，中共浙南特委永嘉县委城区地下交通站成立后，在近一年的时间中，先后秘密转送进入浙南根据地的有一百多人。这些经地下交通站同志冒死掩护、安全护送到根据地的革命干部，历尽艰险，出生入死，成为我们革命事业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棉纱三件即日启运”，首批从南京转移来的同志叫王晋、王苇、吴疆。刚安顿好他们三人没几天，第二封电报又来了：“棉纱棉花各一件，明晨到温”。第二批来的是一对夫妇，男的姓严，本来是上海地下党安置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后，被敌人四处追捕，组织决定送他到浙南游击队；女的姓应，美丽而典雅，也是地下党员，她要跟随自己的爱人到浙南来。她说国统区的黑暗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向往根据地能自由呼吸的空气，所以毅然跟随爱人上战场，伉俪同赴斗争一线。

　　因为敌人封山，山上交通员一时出不来。上海来的这两批人不能直接接触，党组织有纪律，所以，不能将他们安置在一处。黄世寅把严姓夫妇安顿到自家小楼阁上，由母亲照顾他们，那三个青年学生则安置在张府基的陈家洋楼里。这两批人在城区交通站逗留了好多天，终于等到了交通员潘岩柱，在他的带领下上了山。

　　黄世寅回忆，地下交通站接待的最后一批同志来自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一共九人，有学生、教师、职员。由于情况紧急，一时联系不上山上的游击队，他们在庆年坊潜伏了十多天。吃、住需安排妥当不用说，最担心的是人多、时间长，生怕暴露秘密。黄世寅的父母心弦一直拉得紧紧的，全家人齐上阵，轮流日夜为他们放哨。幸亏有城区地下党多位参加秘密交通站工作同志的帮助，终于联系上党组织，将这九位南下同志送到瓯江码头，坐上蚱蜢舟，驶向他们要投奔的革命根据地。

　　当南京的同志离开交通站后，党组织就已经预感到秘密交通站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当即下令马上关闭，并命令黄世寅和有关同志立即撤离。

　　也许，是17号住宅的人来人往，惊动了敌人。送走南京来的同志后的第三天，两个国民党警察闯进黄家搜查，并威胁黄世寅的父母说：你们家的老三是“三五支队”，是我们要逮捕的“土匪”。幸亏邻居赶过来说理，才让黄世寅的父母没有遭难。

　　“在血雨腥风的那段日子里，庆年坊17号地下交通站为浙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我和陈田畴、岩柱等人在地下党组织曾绍文、冯增荣等领导下，怀着一腔的热情，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一个又一个任务，护送革命的生力军安全到达浙南根据地。”那年，采访黄世寅时，他如是表述。

　　地下交通站还秘密传递浙南特委的机关报《浙南周刊》，并且为浙南游击队输送急需的枪支弹药和医疗药品等，为浙南革命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

　　因为秘密暴露，地下交通站受组织命令解散，黄世寅也紧急从城区撤离，上了括苍山。在黎明之前，他又回到战友当中，与游击队队员一起为新中国成立而战斗

　　1997年，当黄世寅先生的革命回忆录《庆年坊17号》问世，邻居才证实，庆年坊17号确实是温州地下秘密交通站。

　　红色的故事给古巷注入革命的活力，革命先辈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贡献应该注入史册，世代予以铭记。

　　（施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