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为瓯地。据《史记·东越列传》所述,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世俗称为东瓯王。东瓯国都城即在温州。
刘邦建汉以后,曾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冬十月命令全国筑城,“县之与邑,皆令筑城”。南朝刘宋郑缉之《永嘉郡记》(孙诒让校集)“瓯水”条记载:“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郑缉之为南朝刘宋人,“今犹在也”,说明在南朝时东瓯都城遗址尚存。
东瓯王都城的建筑,开创了温州筑城的历史。为此后鹿城行政区域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历史的文脉传承有序,一座城市的建立,是当地历史文化积淀与聚落,是形态升华的结果。郭璞在东瓯国的遗址上,依照独特的山水格局兴建郡城,从而有了山水斗城——鹿城。
如今,温州作为国家级历史名城,主城区鹿城至今保留着独特的“山水斗城”格局,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何谓“山水斗城”格局?即依北斗天象而筑,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凿二十八宿井,城墙依山势而筑,城基牢固。城内一坊一渠,渠与河相通,河与江相连,加上二十八口井和五处水潭,将城市用水、排水、水运、蓄洪、防火等功能结合在一起。城区两条主干道采用南偏东走向,与城市主要风向一致,保持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千百年来,山体与河流构成的“山脉为屏障、江河为城濠”的古城格局,“倚江、负山、通水”的独特城市风貌,以及‘江、屿、山、水、城’浑然一体的独特历史风貌,至今依然清晰可辨。
郭璞是一位风水大师,《晋书》有传,说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还说他曾“行经越城间”。据明·嘉靖《温州府志》记载,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郭璞客寓温州,恰逢此时温州决定修建郡城,故请他“为卜郡城”。
当时人们根据风水原理的分析,认为温州郡应建在瓯江北岸,那里坐南朝北,背水面山,是一块典型的风水宝地。但是郭璞没有拘泥于书面上的文字,他对温州进行实地勘察,取南北两岸的土壤比较,发现同等容器的土壤,北岸的土轻,南岸的土重,遂决定建在南岸。
随后,郭璞又设计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他还考虑到如果战争发生,城池被包围,饮水断了的情况,在城內开五个水潭,各潭与河相通,最后注入瓯江。用郭璞的话来说,这就是“城内五水配于五行,遇潦不溢”。
对于鹿城的格局,温州民俗专家金文平这样介绍:“郭璞建城以后,设置了东南西北中的布局:东庙,东边为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区域;西居,西边以居民住宅区为主;南市,南面为物资交流和贸易市场;北埠,北部为交通港口;中衙,作为官府办公的地方。”
这个格局就是温州古城的第一个格局,至此,鹿城山水斗城的格局形成,城内河道交错,傍河建街,街巷沟渠纵横布列如井田状,“门前流水、户限系船、花柳饰岸,荷渠飘香”的江南水城特色开始呈现。
隋唐时期的温州继承了两晋南朝以来的坊市制度,城内设有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所谓坊,所辖的范围大体与如今的街道居委会管理范围相同。但那时,坊有坊门、坊墙等设施,每坊有坊卒把守,以击鼓为号,早开晚闭,实行宵禁。
北宋时期,随着温州农、商及手工业的日趋发展,宋代中国城市由原先政治性为主的城市,普遍向较为活跃和繁荣的商业城市转变,封闭的城垣形态被突破,原来区分严格的坊市旧制逐渐被废除,坊内开始出现夜市。
当时的温州斗城古朴小巧,被划分为五十七坊。绍圣年间,经过一路舟车劳顿,新任知州杨蟠终于到了温州。他对当时坊巷的设置以及功能的使用感觉并不理想,于是他遍察大街小巷和城市的角角落落,制定了详细的整修计划,并绍圣二年(1905年)五月开始进行整治,废除里坊制度,根据坊巷所在的方位、走向以及地理环境,重新规划温州的坊巷,将温州城规划为三十六坊。
南宋戴栩所撰写的《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中这样写到:“绍圣间杨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处。故摭其胜地,则容成、雁池、甘泉、百里是也;溯其善政,则竹马、棠阴、问政、德政是也;挹其流风,则康乐、五马、谢池、墨池是也。否则歆艳以儒英,掖导以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与夫扬名、袭庆、绣衣、昼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于防范,俾家警户省,则孝廉、孝睦之号,遗忠、遗爱之目,或旌以招贤、从善,或蕲以简讼、平市,义利名而伦类彰,取舍审而采响正,有不说之教焉。”
翌年,三十六坊增至四十坊。坊内,大小店铺密布,诸行百业齐全。元明以后,或有增改,但有些坊名一直保留至今,如谢池、招贤、墨池、康乐、五马、百里、扬名等。
“这时候的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民混杂在一起的街巷。”温州博物馆副馆长高启新介绍说。著名的有五马坊,清朝时改名五马街,史志记载王羲之为郡守庭列五马,出则鞭之,自州前街过此,因此命名,这里旧时商店鳞次栉比,商贾云集;位于城西的百里坊,一路荷花,百里芬芳;墨池坊,因保留有王羲之遗迹而名声远扬;康乐坊,为纪念谢灵运而命名。另有竹马坊,又称瓦市,也是市民杂然群聚之处。调整和优化后的城市格局较好地处理了城市、人口、商业与自然环境特别是与水的关系,使得城市的景观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按照现在温州城的格局,杨蟠所设置的三十六坊分别在哪些位置呢?据《光绪永嘉县志》温州坊巷古今对照表可见:雁池今为乘凉桥、甘泉今为禅街、竹马今为瓦市殿巷、棠阴今为仓桥街、问政今为七枫巷……又如容成,今华盖里有容成洞遗迹;儒志,当是今府学巷。
国庆长假期间,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成了温州城内一大热门景点。不少温州人在体会这里浓郁的温州味、文化味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一种“自豪”——科举试院展示馆,让温州人了解这座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千年古城,和她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历史。
这座千年古城,在唐五代以前,地理位置闭塞,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属于落后地区,在外人看来是个“僻远下州见闻最晚”的地方。但他的命运在宋代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唐时张又新有诗句“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南宋,徐照一句“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门山。”无疑是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写照,侧面反映当时的繁荣景象。
“唐代的时候,温州人口大概3万多户,到了南宋的时候,人口达到了91万,可以说是成倍地增长。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科举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温州当地百业的复兴,许多先进的文化、工艺被他们带入温州。”高启新说道。他告诉记者,当时迁入的移民当中,相当部分来自福建。福建是当时南方省区中科举起步最早、最发达的地区,福建人口的迁入,也把科举文化带到温州,进一步推动温州读书人对功名的热衷。
于是,宋代在科场方面的成就,颠覆了世人对温州的看法。当时温州不仅出了1307名文科进士,而且有状元7位、省元8位,尚书以上22位,“里名文赋”数量极多,世称“温多士,为东南最”。可以说,宋代温州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达到了巅峰。
人口的剧增虽让科举文化在温州盛行,但是解额却成为一大问题,阻拦温州的科举之路,单靠本州解额,温州的科举绝对无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这时,温州人的精明在这里找到了基因。北宋初年,国子监及开封府的解额非常充裕,太学隶属于国子监,但只有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方可入学。从庆历五年(1045)开始,太学从国子监独立出来,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亦可入学,这给寒门学子提供了入太学的机会。同时,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颁布了贡举法,废除明经科,增加考选名额。
而宋代官学与私学的兴盛更是为科举的温州人提供了温床。北宋时期,朝廷开展了三次兴学运动,即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庆历四年(1044)“诏诸路州、府、监、军,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
其实温州在东晋置郡时已有学,“自谢康乐招学士讲经,而郡之有学旧矣”。宋代则更为兴盛,“堂斋庑舍,莫盛于宋,而学业随之”。宋代温州的州县学不仅建立时间较早,而且学校规模较大,还建立了学田制度,走在了全国前列。
除了官学,私学更是宋代温州的一大特色,也是成为维持科举兴盛的重要保障。温州的书院在北宋时已初露端倪,南宋时达到鼎盛。宋代温州出现的“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永嘉四灵”等学者,他们不仅提倡温州儒学研究之风,还创办了许多书院和私塾。
种种因素的堆积、融合,让宋代的温州迸发出文化的火花,而文化得以鼎盛是离不开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繁荣,经济的进取支撑着文化的兴盛。
北宋赵抃旅居温州,有诗描绘温州城“城脚千家具舟楫”。在温州博物馆副馆长高启新的口中,温州有着鲜明的商业特色,“温州通江达海,在唐之前,温州曾以造船闻名,到了宋代,温州造船业的发展跟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不相上下。所以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温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这也促进了温州海上贸易的方兴,特别是造船业、香料等,大量的货物吞吐基本以温州港为主,形成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商业圈。”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如当时的南市,也就是如今的五马街一带,人口密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在这里云集,当时用的漆器、金叶子如今依旧完好地保存在市博物馆内,高超技艺依稀可见。
“当时鹿城在造船、制瓷、酿酒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反映在保存下来的街巷名称中,如打铁巷、卖麻桥,许许多多都体现了当时商业业态在这条巷里形成的特点。”高启新这样说道。
可以说,到了两宋时期,温州全方位地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以三十六坊为底色的繁华画卷成了这座小城历史中最绚烂的一页。
斗转星移频频更迭 历史上的温州经历了数次变换,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不脱北宋三十六坊的藩篱,直至民国。
原温州考古所所长蔡钢铁向记者介绍了街巷名称的变迁,在南宋咸淳元年,当时的温州知州史宜之在北宋三十六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个坊。到了明清时代,温州的街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的三十六坊又划为街、路、坊、巷,名称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后来,改路为府,府城内划分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城墙外还有城南、广化、集云、望京四个厢。
对于格局的变化,金文平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好多老街老巷已经太窄了、太短了,河流也不适应交通发展。街巷又重新进行了整改,拆掉了大部分桥,填了部分河流,城市格局发生了变化,整个城市向外面延伸,形成了新的城市面貌。其中,第一次比较大的改造就是在人民路。”
时过境迁,杨蟠所设置的三十六坊巷已因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名更地异。“如今,北宋三十六坊在温州还保存历史原貌的已然不多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坊名还没有改变,历史街貌还是原来的,有墨池坊、五马街、谢池巷、招贤巷。第二个类型是原始风貌保留的、街貌格局都没有改变的,但是坊名已经改变了,有竹马坊、问政坊、儒志坊,竹马坊即瓦市殿巷和童子殿巷,问政坊就是七枫巷,儒志坊是府学巷。”蔡钢铁对坊巷如数家珍。
多年以来,城市在不断地发展,街坊在不断地改造,但历史的脉络没有变,肌理依然清晰。九山湖的水、朔门头的风、妙果寺的钟、松台山的井、小南门的铁器、涨潮头的水产、仓桥街的车栾,依然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说,温州的市井街巷文化,发轫于三十六坊,并在春秋变换中逐渐浓缩为一种古代城市规划的观念,深藏于厚重的瓯越人文历史之中。
俯仰之间,1700年前,郭璞建城的情景仿若昨天,而今,鹿城人们探索城市发展的脚步永不停歇。随着旧城的改造,城市格局发生着变化,然而我们依旧寻觅古街老巷的市井风情,追寻山水斗城的文化根源所在。
记者:程展 丹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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